長壽療法是咫尺，還是天涯？
數千年來，延年益壽似乎是根植在人類文明的一份執念，從西方神話的青春不老、到東方文化中的尋覓長生，人類對「長壽」的念想，在不同的文學作品、歷史傳統中迴響，反映出跨越時代的共同渴望。然而，在夢囈般的古老想像之外，此刻現代醫學擎舉大纛高聲問著，人類是否可以活得更久、更健康？
如今，這聲問題逐漸走入科學實證，當代長壽醫學放下對永生不切實際的執著，轉為探索與理解老化相關的生物機轉，並朝能延緩衰老、降低慢性疾病風險、延長健康壽命（healthspan）的方向進發。
今年亞洲生技大會（BIO Asia–Taiwan 2026）期間，英矽智能（Insilico Medicine）創辦人、執行長暨商務長，以及衰老與藥物發現大會（Aging Research and Drug Discovery, ARDD）創辦人暨共同主席，Alex Zhavoronkov 博士接受基因線上獨家專訪時表示，長壽醫學正邁入關鍵轉型階段：從人們耳熟能詳的 GLP-1、AI 驅動藥物開發，到老化相關生物標記與下一世代製藥策略，多項技術與產業趨勢彼此交會，不只為長壽療法（longevity therapeutics）的未來打下基礎，也促使產學研各界重新審視老化。
Zhavoronkov 認為，眾多因素目前推動著長壽生技（longevity biotechnology）發展，而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第一批已經被預見的潛在長壽療法。
高齡，所以老化與慢性病成為問題
Zhavoronkov 指出，長壽醫學的興起反映出醫療照護的根本改變。過去一個世紀，因為預防、診斷與治療技術的創新與進步，醫療體系已將過去許多可能致命的疾病轉為慢性可控，然而，隨著醫療進步，人類壽命持續延長，步入高齡後一身更易罹患慢性病的軀體與老化生物機制如何處理等新挑戰也浮上檯面。
他解釋，很多時候科學發展會重新定義一種疾病的預後，愛滋病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30 年前，我們面臨愛滋病流行且死亡率極高；如今，它已不再和死亡劃上等號，而成為一種可以被管理的疾病。」而腫瘤領域也經歷類似的轉變，標靶治療與免疫療法的問世確實改變不少癌症患者的命運。
然而，現代醫學如今正面臨另一類挑戰：當前造成最大健康負擔的疾病，包括阿茲海默症、巴金森氏症、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等老化相關疾病，都與老化生物學有所關聯。
「與其針對單一疾病尋找治療方案，不如站在長壽醫學角度下思考，老化涉及的共同生物機制能否被調節？進而延緩疾病以維持正常人體功能，相比病發後嘗試治療，聚焦前述生物機制本身的思路，在我看來，有望成為下一階段醫學發展的重要方向。」
他認為，儘管社會經濟發展、公衛政策、食物營養、與生活環境改善，已大幅提升人類平均壽命，但僅靠這些恐怕難以帶來下一階段的重大突破，他以香港、東京、上海與臺灣等地為例指出，部分城市的平均壽命已逐漸逼近難以再攀升的「平臺期（Plateau）」。
「你或許可透過社會經濟層面再增加 4、5 年壽命，但無法再延長 10 年。」Zhavoronkov 坦言，若要真正獲得健康且有生產力的下一個十年，就必須發展出能直接作用於老化生物機制的介入方式（interventions）。
「為此，你需要進入長壽療法的領域。」
GLP-1 捻亮長壽醫學
長壽療法的發展也曾迷茫不清。
而近年生技醫藥產業代表性事件之一的 GLP-1 相關療法，在 Zhavoronkov 看來，打破了傳統上疾病治療與健康老化間的壁壘，它們最初用於治療第二型糖尿病，後來成功拓展至肥胖症及代謝健康領域，成為未來長壽療法的指路明燈；換言之，其發展軌跡並非一開始便打著長壽的旗號，而是先依循傳統藥物開發路徑，針對仍有未被滿足醫療需求的疾病，取得適應症核准，之後才逐步在其他方面展現效益。對於產業的意義在於，證明一款針對單一疾病開發的藥物，最終可能影響其他彼此相關的人體生物機制。
他認為 GLP-1 療法除了改善代謝功能外，也可能對關節健康，甚至部分神經退化疾病帶來潛在效益，並透過改變食慾與飲食偏好影響人類行為與長期生活型態。「它會降低你對不健康事物的渴望，但你仍然會渴望美好的事物，你仍然想工作、想陪伴另一半。」
儘管長期影響仍有待更多研究驗證，其在商業上的成功已令投資人趨之若鶩，並使製藥產業對長壽醫學的部分看法改變。它向業界闡明，若藥物能夠作用於影響人體健康的核心生物機制，其價值將有機會超越囿於單一疾病治療的傳統框架。
Zhavoronkov 解釋，如果想打造下一個 GLP-1，就必須研究長壽醫學，理解老化生物學的本質。他相信下一代重磅藥物（blockbuster drugs）將建立在對老化機制的深度探索，不再只是治療單一疾病，而是針對多種老化相關疾病共享的生物機制發揮作用，而若能出現一款媲美 GLP-1 規模的長壽療法，那它的商業價值將遠超今日想像。
長壽療法將從哪來？
儘管長壽醫學備受矚目，Zhavoronkov 認為未來並不會跳脫既有製藥框架，而是立足於這套體系中繼續演進，雖然老化生物學已成為科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但目前老化本身仍未被監管機構視為可單獨申請藥物核准的適應症。因此，開發長壽療法的企業，必須先透過明確疾病建立臨床價值，再探索該療法是否也可能影響老化相關的生物機制。
「進入市場的路徑相同，你必須先取得某項疾病的核准，接著再將它延伸到『慢性的生物過程』；與其將這項監管現實視為限制，我認為，這反而是讓長壽療法進入主流醫療最務實的途徑。這個領域必須先發展出可量化臨床效益的治療方式，與此同時累積證據，證明這些療法有望進而影響與老化相關的，更廣泛的生物機轉。前述 GLP-1 療法便提供了一種雛形，而 AI 則有機會加速整體過程，大幅縮短下一代長壽療法從靶點發現到臨床驗證的時間。」
這樣的思維也體現在英矽智能的藥物開發策略上：以已有明確疾病適應症的治療藥物為切入點，同時探索是否也能影響老化相關的生物機制。其中一項代表性案例，是其運用 AI 開發的特發性肺纖維化（IPF）候選藥物 Rentosertib，並因為患者多為年長者，他以「肺部的阿茲海默症」形容特發性肺纖維化。「如果除了觀察到肺功能流失的改善跡象之外，未來還能進一步紀錄（壽命）有顯著改善的數據，那將會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他直言道。
「GLP-1 的漫漫長路從最初發展到今天，走了很久，但如果用我們所開發的候選藥物 Rentosertib 為例，2019 年底發現標的，到現在是 2026 年，它已經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對他而言，IPF 等老化相關疾病，有著一條具體務實的藥物開發路徑，而這或許是未來第一代具臨床證據支持的長壽療法得以誕生的起點。
「一箭雙鵰」到三用途：長壽療法的開發理念
Rentosertib 背後的概念，也反映出未來藥物設計理念的遞嬗。Zhavoronkov 認為，下一代療法不應只著眼於治療單一疾病，而是逐漸朝影響多項生物機轉的方向發展。這代表藥物開發正從傳統模式邁向，由前述概念所衍伸的，「雙重用途療法」（dual-purpose therapeutics）：即藥物以特定疾病適應症取得監管核准，同時可能影響驅動老化的核心生物機制。
他也以太景*-KY 向英矽智能取得授權的 HIF-PHD 抑制劑 ISM4808 為例。該候選藥物目前以慢性腎臟病相關貧血（CKD anemia）這項已有明確臨床需求的適應症作為切入點；然而，其所涉及的生物機轉，也可能進一步連結與老化及器官功能衰退相關的機制。
綜上所述，長壽醫學不必等待「老化」成為監管機關所認可的藥物適應症之後才能向前，Zhavoronkov 建議企業可以先針對已獲監管體系認可的疾病開發，同時積累數據，探索這些療法是否也能對健康老化方面有所建樹。
但在他描摹的未來中，不會只有雙重用途療法，也會有他向筆者所透露的「三重用途療法（triple-purpose therapeutics）」的概念。
他以 NLRP3 等發炎路徑為例，隨著侵入式腦機介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BCIs）蓬勃發展，使用植入式裝置可能引發神經發炎反應，進而創造需要藥物保護神經組織的需求，若相關療法同時能應用於神經退化疾病與老化相關疾病，便有機會跨越不同領域滿足更多需求。
「未來藥物的價值，可能不再只由『治療什麼疾病』來定義，而取決於其能否同時介入互相關聯的多重生物系統（interconnected biological systems）；我確實認為有些藥物很有潛力，有望與 BCI 協同，也可能作用於老化，還有著針對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潛在可能。」
首款長壽療法的想像
儘管對長壽醫學的未來與潛力極具信心，對談中，Zhavoronkov 仍相當克制謹慎，避免宣稱超出現有的科學證據。「只有在我手握經過同儕審查並正式發表的論文時，我才會提出對應的主張。」
這份對科學的審慎態度，也同時揉合著，當長壽醫學愈發接近他所認爲的轉捩點時，懷揣強烈信念的銳意進取，而隨著 AI 驅動藥物開發、老化生物學與生物標記研究的進展，他認為，第一代長壽療法可能已經離我們不遠。
「我已經看見了。我已經被說服而且相信，一些藥物……確實有機會是長壽療法。」他神情肅穆卻仍有些猶豫。
然而，決定性的那一刻，不會來自於一款被貼上「抗老化」標籤的藥物。
他相信真正的突破將發生在一款遵循傳統製藥開發路徑的藥物，在治療已獲認可的疾病之餘，也被證明能夠影響人體老化生物機制的那刻。它將成為關鍵的臨床與產業驗證實例，證明老化生物學本身可成為值得信賴、且能實際介入的標的。
老化有客觀標準嗎？
「不存在一套『標準』，而且未來也不會有。任何會隨時間變化的資料，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用來預測你的年齡。」Zhavoronkov 強調。
開發長壽療法只是第一道難題，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如何證明一項治療真的能影響人類老化？ 不同於已有明確診斷標準與試驗終點的傳統疾病，老化是一個牽涉多重系統、彼此相互關聯的的複雜生物過程，目前也沒有一套全球普遍接受的單一衡量標準。
他認為這種複雜性，是 AI 有機會能夠大顯身手，透過整合影像、分子特徵與臨床資訊等多元生物資料深入分析，找出傳統方法難以辨識的老化模式的機會；而目前蛋白質體學（proteomics）則是他眼中是最具臨床開發潛力的項目之一，因為它能直接連結分子層級的變化與疾病生物學。
「以目前臨床試驗進行的真實情況來看，最好的標記就是蛋白質體學。」他不諱言，不過生物標記的角色是支持臨床證據，而非取代臨床證據。「如果你要在疾病的脈絡下研究老化，就必須清楚界定你究竟在研究什麼。」
產業需要實證，空談不會向前
數十年來，長壽研究與相關產業遊走於科學願景、商業化與各種不確定性之間，對老化機制的理解的確日益深入，但如何將這些發現真正轉化為實體，甚至是獲得核准的藥物，仍是生技產業最艱鉅的挑戰之一。在 Zhavoronkov 看來，長壽醫學不會、也不應只靠推測或宏大敘事向前發展，而必須回到製藥創新的基本原則：嚴謹的科學、臨床驗證，以及建立高效的藥物開發流程。身處業界與投入老化研究多年後，他體認到，光有想法與口號並不足以改變醫療。他直言：「你只是一直許願、空談，就不可能改變世界。你必須評估資源、推進執行才能真正拿出成果給人們檢視。」
談及投入長壽療法開發的企業，他表示，不能只停留在科學發想或商業願景上，若要贏得市場長期信任，就必須有效配置資源、推進具可信度的藥物管線，並將老化生物學的研究突破轉化為可驗證的臨床試驗成果。
然而，即便科學界對長壽研究的興趣持續升溫，但長壽生技仍面臨如同其他生技醫藥產業那般，顯而易見的投資困境。Zhavoronkov 認為，投資人的卻步未必是源於質疑科學的態度，而是藥物開發的漫長週期、高風險與難以預料的結果等產業特性使然。這在歐洲尤為明顯，相對保守的投資文化，也成為該地長壽產業發展與資金籌措的瓶頸。
「投資人對這件事仍然非常謹慎，他們喜歡聽，但不喜歡投資。」他微微攤手說道。
風雲際會時互放的光亮
而當研究、轉譯與資金等環節逐步醞釀與匯聚，長壽醫學似乎也回到了一個幾乎所有新興產業都必須直面的核心命題：我們是否已經擁有足以鏈結彼此、支撐創新繼續向前的制度與生態系呢？
這正是將於 10 月 1 至 3 日在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大衛魯賓斯坦樹屋（David Rubenstein Treehouse）舉行的 ARDD 2026 大會所肩負的使命與回答。大會將邀集全球長壽生態系中的關鍵角色，包括禮來（Eli Lilly and Company）、諾華（Novartis）、武田藥品工業（Takeda）、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輝瑞（Pfizer）、羅氏（Roche）、葛蘭素史克（GSK）與諾和諾德（Novo Nordisk）等製藥企業高階主管，以及來自哈佛、史丹佛、耶魯等大學的研究者；投資機構、政策制定方與各界生技領袖也將參與其中，讓科學發現得以與推動下一代療法所需的專業、資本與產業能力彼此串聯相會。
今年邁入第 13 屆的 ARDD，也隨著長壽領域本身持續演進，Zhavoronkov 觀察到，大會的討論已愈來愈看重如何將研究推向實際應用。「會議的焦點曾經非常分散，但今年非常明確，就是製藥、投資與生技三大主軸；並且更加注重學術研究成果的轉譯潛力，我們只讓那些真正有機會發現藥物的學者參與。」
ARDD 如今正如這個領域的縮影：從理解老化生物學，走向建立介入老化、開發治療藥物的務實路徑與體系。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老化。」
長壽醫學的未來，並不會由渺遠的永生所定義，人類能否延長健康、獨立且具生產力的年歲可能更為重要。隨著 AI、生技與製藥合流，前進的方向對他而言變得更加清晰明朗。「它將比生成式 AI 的反響更大，比網際網路的影響更深遠，因為這關乎生命本身。」訪問行近尾聲，Zhavoronkov 有些感慨。
世間路，未必條條都通向人們心中的「羅馬」，而走向長壽療法的路，若用科學實證一寸寸澆鑄夯實，一步一腳印，則追尋的「長壽」也不再會是渺遠的天涯海角，而近在眼前的有生之年。
2026 年 ARDD 大會將匯集來自製藥公司、學術界、生物技術和投資界的全球領袖，共同建構、探索將老化研究轉化為下一代長壽療法所需的生態系。（來源：Alex Zhavoronkov）
